編者按陳光祖是中國汽車工業發展的經歷者和見證者。

1933年8月，陳光祖出生于福建省福州市，1951年考入復旦大學企業管理系。1952年院系調整時，隨復旦大學財經學院調入上海財政經濟學院工業管理系乙班。1954年畢業后，赴長春第一汽車制造廠工作，1960年調往北京新組建的機械工業部汽車局工作。

他歷任中國汽車零部件工業公司副總經理、中國汽車工業工程咨詢公司總經理、美國華鼎汽車技術貿易公司總裁、中國汽車工業咨詢委員會秘書長等職，現為中國汽車工業咨詢委員會委員。

近日，陳光祖手寫撰文，回憶與李嵐清同志的往事。幫寧工作室略作編輯刊發。

李嵐清同志是我們黨和國家原領導人，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、國務院副總理。對我來說，他還是我從事汽車事業從小兵到老兵的重要引領者。

前不久，幫寧工作室發表李嵐清同志撰寫的兩萬字長文《回憶在蘇聯汽車廠實習人員的歲月》，我認真看了幾遍，勾憶起很多受李嵐清同志影響的往事。

饒斌百年雕像在一汽集團揭幕，嵐清同志講話。

苗圩(圖左)、何光遠(圖中)等同志參加揭幕儀式，圖右為陳光祖。

01.最為信賴的學長

 從1950年代始，我和嵐清同志同讀于上海復旦大學企業管理系，同住在學生宿舍二樓。嵐清同志是高我兩屆的學長，是系團總支組織委員，當選為校學生會副會長。他學習勤奮優秀，生活活潑熱情，節假日常帶領我們唱歌跳舞。當時我們班有20多人，其中有六七個團員，我任班長和團支部書記，常常跟嵐清同志學著干著。

 文章中寫道，他愛唱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》。在1950年初，在學生中流行蘇聯另一首名歌《喀秋莎》，我們跟著他學唱。 

 1951年，國家組織第一批學生到蘇聯留學，嵐清同志提名把我安排上，他對我說：好好學習，為國效勞。但我出身不好，而且有海外關系，包括在中國臺灣也有關系。所以，有關單位原定送我到原上海震旦大學學俄語，但經審查，停止了我的出國資格。

 嵐清又找我說，北京剛成立北京外語學院，專門培養駐外使館人員，你是否愿意去學習?我說，我在這里挺高興的，就不去了，而且系里也沒有更換去蘇聯留學的人員。

 他是我最為信賴的一位學長。

上海財經學院部分同學與陳秉權留影(后左二)。陳秉權是原財經大學學生會會長，曾任中華全國總工會副主席，住處與作者很近。幾次相會，說汽車是大產業，希望建立汽車工業工會分會，并進行過多次商討。

1953年，國家教育院校調整，復旦大學商學院并入上海財經學院(現上海財政經濟大學)，我們班擴大到60多人，包括原屬交通大學、之江大學、滬江大學、東吳大學、江南大學等校企管系的學生。我還是當團支部書記兼班長。剛合并時，思想工作比較多，要磨合，所以我要多組織大家跳舞、游泳、建樂隊等活動，讓大家能更融合團結起來。

 1954年夏，我們畢業，系里由指導員即系黨支部書記牽頭，組成一個分配小組，叫我參加。有一次會后，指導員告訴我，你命運不錯，被分配到北京，到國家計劃委員會工作。我就給當時在長春一汽工作的嵐清同志寫信，告訴他分配信息。

想不到很快就收到他的回信，他在信中寫道，你這毛毛躁躁的人，不要到上面機關工作，要到基層去鍛煉，你就說分配到長春652廠(一汽建廠的代號)工作，搞汽車事業。

我將情況告訴了指導員，希望能分配到長春652廠。指導員說，我只是給你通報，我沒有分配權。

 我說，我愿意到吃苦的地方，如果反過來，要是從吃苦的地方到北京圖享受，那就不對了。

 他說，那好，我向校部反映反映。 

 這期間，我反復催促過好幾次。終于有一天，他告訴我：讓你去長春652廠工作，聽校長還說“這種想法很奇怪”。

 02.一汽燃情歲月 

 就這樣，在嵐清同志指點下，我開始進入汽車行業工作。 

 那時一汽剛開始建設，天氣比現在冷得多，接近零下30℃。我們住在日本侵占東北時建的搞細菌研究的老破廠房里，沒有暖氣，一排排長床鋪，二三十人擠在一起睡覺，早上起來都得用木杠拍打凍住的手巾、鞋和衣服。但是，我干起活來卻感到新奇快樂，休息日子時，就到城里吃酸菜白肉湯和餃子，平時吃不上大米、面粉，經常吃高粱米。

 起初，我被分配到工地做工程記錄，記下每天挖多少坑、樹多少根柱子，實際上就是工地記錄員。為了今后更好地工作，我們需要早起學俄文，是校辦俄文班，晚上學汽車制造技術。

 當時，一汽流行一種說法“冬天當團長、工作當營長、學習當連長、吃飯當排長“。這4句話的意思分別是：冬天太冷，大家擠著睡，互為取暖;工作時看誰能吃苦，能干好活;學習時要聯系實際，搞懂什么是汽車，怎么去生產汽車;工地有幾千人，吃飯多用卡車把熱飯送來，大家排隊，但人太多，多數時間只吃到冷凍的飯。 

 我還到當時的長春汽車理工學院(吉林工業大學前身)學習，校長由郭力同志兼任，朋友介紹了兩位福建同鄉的副教授，說學習在校發的資料和聽課3年，就可獲得碩士學位，可惜我只學了兩年就去了北京。 

 工廠建完后，我要在原地搞設備安裝，這才知道是工具分廠毛坯車間。工廠從蘇聯運來各種設備，機床要進行安裝調試，有一位上海來的工程師，但他負責的事務太多，顧不過來。我們兩個技術員只好摸索著干，邊干邊學，把各種裝備、機床安裝調試好。 

 1956年7月15日，一汽第一批試生產“解放”牌卡車下線，13輛新解放參加了慶功游行。第一輛上是樂隊，第二輛上是領導干部，第三輛上是突擊隊員。我站在第三輛車上，從工廠到市里慶祝一番。

 就是在這種極為艱苦的條件下，大家共同努力奮斗，如期完成黨中央提出的“三年建廠目標”，達到“三出”，即出汽車、出經驗、出人才。

一汽舉行奠基典禮，李嵐清等6名共產黨員抬著刻有毛澤東主席題詞的基石進入會場。

1956年一汽建成，這是第一批十多輛汽車進行歡慶的熱鬧場景。

一汽正式投產，從基建轉入生產，工廠機構設置分工大調動，知識分子多被分配到職能機構，在辦公室工作。我們車間新分配來一位車間主任，是濟南工廠老干部，也是勞模。他對我說，設備都經你調試過，你能不能留在車間里工作? 

 我說，我要對調試設備進一步實際操作，當一名工人。山東人很痛快地說，你先到鍛工干吧!于是，我成為一汽第一代汽車工人，從鍛工干到焊工，再干到機工，而且是三班倒，學到了實際技術，但不覺得累。

不久，我當上副工長、工長。工具處成立分團委時，指定我當宣傳委員，兼車間團支書和突擊隊長，那時工廠剛建起來，車間多是年青人，熱情都很高，不怕苦也不怕累，比較好地完成上級交給的任務。

1956年，車間來了一位蘇聯專家奧爾諾夫，他是原莫斯科斯大林汽車廠毛坯車間的主任，剛退休。蘇聯專家指導我們管理和技術，那時我對俄文似懂非懂，跟著聽著干，慢慢地基本掌握了工具處管理生產和技術的一些規律。1957年他回國，車間開歡送會，我們幾個技術員用俄文唱《喀秋莎》，大家都流淚了。蘇聯給了一汽建設很大幫助。

陳光祖在“六五二籌備處”門口留影。

陳光祖開著下線不久的“解放”牌汽車。 

1957年，我們參與了“東風”轎車，1958年又參與了“紅旗”轎車試制工作。記得是1958年夏天，廠里把“紅旗”參考車型零部件放在開闊的廠房地上，讓人們去挑，登記后拿回去試制。

 我也去挑。一位車間主任知道這部件要焊接件，我們車間里有上海來的八級焊工，他就說，你把這件抱回去。我問，這是什么?他說，他也不知道，你就照著干，難度很大。

 后來，我才知道是“紅旗”自動變速箱上的變扭器，里面把等分的不銹鋼片焊接起來。我們做了等分夾具，用當時先進的蘇聯原子焊接機一片片焊上再裝起來，極不容易。1980年代初，我到美國底特律通用汽車變速箱工廠，參觀自動變扭器生產線時，看到了近似的辦法，但人家是全自動大規模生產線生產。

一汽集團沒有忘記每一位辛勤付出的參與者。

那時，一輛“解放“汽車有7000多個零部件，在一汽生產的占85%，供應商和蘇聯進口的占15%。每個零件從毛坯到成品，需要我們供給各種夾具、刀具、輔具、模具等，加起來上萬種。而且，需要按汽車流水線時間點送給，多了沒地方放、少了就得停產，管理必須十分嚴格復雜。每種工具都有代號，如模具是什么模具，是鍛工的還是沖模的，哪個工位用的，都得弄清楚。 

 經過幾年實踐，我對汽車工具的改革有一些想法。我按產量、進度、技術難易度進行分類，思考如何調整組織結構、改進運送辦法、成立數據庫等，以提升工具準備工作的質量和效率。我寫出報告，送交工具處黨委，得到認可和表揚。

 03.服務饒斌同志 

 1957年的一天，嵐清同志打電話給我說：明天下午兩點半到汽車賓館301房，為饒斌廠長(中國汽車工業奠基人，被稱為“中國汽車之父”，時任一汽廠長，嵐清同志當時是其秘書)，記錄一下報告提要，我有急事去不了，你就去辦。

我說，怕完不成任務。

嵐清同志說，就是記好提綱，沒什么大困難，去吧。 

 當天下午，我準時來到賓館，那里原是專門為接待蘇聯專家住的地方。當時，饒斌廠長的生活秘書是滕伯樂。我說，我來做記錄。他說，是的。他領我到套間。饒斌廠長讓我在床邊椅子上坐下。

 我第一次近距離接觸饒斌廠長，心里有點慌。饒廠長似乎在思考，沒有馬上講話，過一會把腿翹起，靠在另一條腿上，而且不斷地搖擺著。我心里也像他腿一樣轉動著，因為好奇，反而心情放松了不少。

 等一會，他說“這個報告題目叫……”又說，“不，題目不夠提醒要加深，改為……重點講3個問題……要把事例也說明一下……”一個多小時后，我做完記錄。 

 這次，我離奇地完成了嵐清同志交辦的任務。

 1959年秋，廠部生產準備處處長黃兆鑾(后擔任一汽第四任廠長)找到我說，經研究決定，讓你到廠里生產準備處工作。在那里，我剛干兩三個月，他又告訴我，可能要調你到北京工作，因為你在生產準備處工作時間太短，你還是回原車間，黨支部要給你做鑒定。

 1959年底，饒斌同志調任機械工業部副部長(后擔任部長)，并新成立汽車工業局，他兼任局長。饒斌同志從一汽抽調50多人，連家屬近70人。嵐清同志是他的秘書，當然跟著調動。我也被列入調動名單，車間主任感到很高興，又有個疑問：廠里3萬多人，饒斌廠長怎么知道你?我想，應該是嵐清同志的推薦起到了重要作用。

 1961年初，我來到北京，這是我從微觀汽車走向宏觀汽車工作的第一步。

多次與嵐清同志不期而遇。

嵐清同志到機械工業部工作不久，就被調到國家經濟委員會工業局工作，有時他找我到經委匯報汽車工業情況。按照規則，到經委匯報工作的，應該是汽車局的處長或局長，我不應該隨意去報告情況。嵐清同志說，這是座談會性質，不是正式匯報會，誰來都可以。我大約去過3次，經委有幾位同志同時聽取匯報。

 1968年，饒斌同志調任二汽(現在的東風公司)，擔任建廠總指揮。他在文革中受到批斗，又得辛苦地籌建二汽，難度實在太大，病倒了。當時，嵐清同志在二汽內燃機廠任黨委書記，他給我打來電話，說饒斌同志要到上海治病，你去上海關照一下。

 文革期間，上海汽車拖拉機公司(現在的上汽集團)領導都靠邊站，無力接待。我對上海各個分廠都比較熟識，而且我在機械工業部軍管會生產指揮部工作，沈鴻是副主任，他安排我到指揮部工作，軍管會發有指揮部胸章，工作起來比較方便。

我借故到上海負責接待。饒斌同志及夫人張矛被安排住在位于汾陽路的上海市委招待所。嵐清同志又叮囑我，他舅舅吳大夫是心外科專家，醫務方面可以請他安排，并且告訴我他家住址。我去看望吳大夫，商討如何做好饒斌同志的治療安排，原上海汽車底盤廠、上海交通電器廠等安排車輛接待和個別人員的生活協助。 

 在吳大夫安排下，饒斌同志住進醫院，得到較好的治療。有一次從醫院出來，吳大夫說，看你很瘦，是不是也給你做一個體檢?我說，先把饒斌同志的病治好，我不急。我到上海兩次，饒斌同志治療近兩個月，效果還不錯。緊接著，他又回到十堰抓二汽建設。

 04.心系汽車 

嵐清同志對汽車界老人很關懷，多次參加、指導和幫助中國汽車工業咨詢委員會的活動。

2013年3月，在紀念饒斌同志誕辰100周年座談會上。時任工信部部長苗圩在嵐清同志面前介紹我時說，這是陳老陳光祖同志。嵐清同志打趣地說，什么陳老，是調皮蛋。還主動伸出手緊緊握住我的手。我說，現在老了，不調皮。嵐清同志說，寫調皮文章。

在紀念饒斌同志誕辰100周年座談會上，李嵐清和王兆國同志與部分老汽車人合影。

2016年2月，在紀念郭力同志誕辰100周年座談會上，嵐清同志對我說，看到你寫紀念饒斌、郭力、孟少農和方劼的文章，你能不能寫寫對黃一然同志的紀念文章(黃一然曾任一汽副廠長、哈爾濱工業大學副校長、北京大學副校長、中國駐蘇聯大使館政務參贊等)。

嵐清同志和夫人章素貞在郭力同志誕辰100周年紀念會上。

和嵐清同志一起看照片。

我說，在一汽時，我只知道他是副廠長，但沒有參與他的活動，了解得太少。嵐清同志說，你現在還有一定活動能力，力爭做好吧。為此，我曾跟一汽集團資料室負責人聯系，對方說，你來長春時就可幫忙查閱，可惜不久他因癌癥去世。后來，我又找一汽黨委原組織部部長張新科，他說，你來長春時，可以幫助查找資料。

 但是，等到有機會去一汽時，都是集體活動，安排得太緊，抽不出時間，沒辦法把事情辦成。嵐清同志在《回憶在蘇聯汽車廠實習人員的歲月》中，對黃一然同志的往事敘述得相當多，而我未能完成他的愿望，感到很內疚。

 前幾年，嵐清夫人章素貞給我打電話說，好久沒有見面，可到家里來玩玩，還安排車來接我。那天，嵐清同志有事在外地。他們家是一棟二層平房，是磚墻老房，不顯什么豪華高檔，底下還有一層，嵐清同志退休后作的書畫、印石篆刻等工具及書籍占滿了屋。素貞同志和我聊天，問到我愛人及孩子情況，談的都是家常事，但覺得很欣慰，中午吃完飯后送我回家。

嵐清同志說：“退休不等于生命的終結，往往還有一段很長的晚年。“他倡議干部退下來后，要給自己規劃8個字——健身、健腦、讀書、寫作。這些方面他都做到了，而且做得非常好。他還抽空參與汽車行業一些重要活動，思維非常有創意，生活非常有情趣。

 我以嵐清同志在前述文章中的結語與老汽車人共勉： 

 “當看到今日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下，祖國更加繁榮昌盛、欣欣向榮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越來越近，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道路上攜手奮進，我相信，我們的汽車工業強國夢一定會更好地實現!”

陳光祖手稿。

文章轉自“幫寧工作室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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